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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作人当年真够意思，李大钊被杀后，他直接把李葆华和李星华接到自己家住，躲特务、管吃饭、陪读书，全程护着。查户口时让人家孩子躲衣柜，他出门打掩护，一句“没外人”给糊弄过去。后来还自掏腰包送李葆华去日本留学，当时李大钊同志刚牺牲没几天，北平城里的特务还在四处搜捕烈士亲属，风一刮就带着紧张劲儿，李葆华才13岁，李星华也不过15岁，没了父亲庇护，母亲赵纫兰又得躲着特务不敢露面，两个孩子连口热饭都吃不安稳，更别说读书了。周作人那时候是北大教授，住八道湾的宅子，虽说也算文人圈子里的名人，可跟“革命”沾边的事躲都来不及——毕竟特务不管你是不是教书的，只要沾着烈士亲属，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，可他听说两个孩子的处境后，没顾上犹豫，当天就托了可靠的学生，绕着小巷把孩子接到了家里。那时候周作人家里不算宽敞，老人、妻子再加上自己的孩子，屋里已经挤得满满当当，他还是特意把朝南的两间小房腾了出来，给李葆华和李星华住，还让妻子煮了姜汤给孩子暖身子——两个孩子刚来时，眼里全是怕，连说话都不敢大声，李星华夜里总哭着找妈妈，周作人就拿着自己常读的《论语》，坐在床边给她念几句，念完了轻声说“别怕，在这儿没人敢欺负你们，好好睡”，没半点教授的架子，倒像个护着晚辈的长辈。日常照顾更是没话说，管吃饭从不是凑活一口，早上会让厨房蒸两个白面馒头给孩子，自己和家人却常吃杂粮窝头；孩子要读书，他怕特务发现孩子去学校不安全，就自己挑了课本，每天晚上抽一个钟头陪他们学，李葆华学算术跟不上，他就拿算盘一点点教，李星华喜欢写文章，他就拿着红笔帮她改，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。有次李葆华问他“周先生，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妈妈”，他摸了摸孩子的头，没说空话，只说“等风头过了，我就帮你们找，在这之前，我就是你们的靠山”。最惊险的还是查户口那次，那天下午特务跟着户籍员上门，敲门声砸得又重又急，周作人心里一紧，先让妻子领着两个孩子躲进衣柜——衣柜里叠着他妻子刚晒好的棉衣，特意给孩子垫了几层，怕他们闷得慌，还塞了块糖在李星华手里。他自己理了理长衫，慢悠悠打开门，特务进门就四处打量，问“周先生，家里没别的人吧？”他端着茶杯递过去，语气平淡得像聊家常，“都是家里人，老人孩子，没外人”，特务盯着里屋门想进，他又笑着拦了拦，“里面是老母亲在歇着，经不起折腾，诸位要是不放心，我把户口本给你们看，都是登记在案的”，就这么几句话，硬生生把特务糊弄走了。等特务走远，他打开衣柜，两个孩子攥着糖没敢吃，手心全是汗，他摸了摸孩子的头，才松了口气说“没事了，以后再有人来，咱们还这么办”。后来过了两年，特务虽然没再天天盯着，可国内局势还是不稳，李葆华慢慢长大了，想继续读书，却怕留在北平再被特务盯上。周作人看在眼里，心里盘算着，日本当时有不少进步学生，而且离国内不算太远，孩子去了既能安心读书，也能避开风险，没跟孩子提自己要掏钱，就悄悄托了在日本的朋友，找好学校、租好住处，等一切都妥当了，才跟李葆华说“我给你凑了学费和生活费，去日本好好读书，将来回来做你父亲那样的人”。那时候留学的费用可不是小数目，周作人虽说有北大的薪水，可家里开销也大，为了凑这笔钱，他把自己收藏的几本珍贵外文原版书都卖了，没跟任何人提过这事，还是后来李星华写回忆文章，才把这段事说出来。咱们读这段事，不是要替周作人翻案，也不是只盯着他的错不放，而是想明白：哪怕再复杂的人，心里也可能藏着善的一面；而再难的处境里，愿意伸手帮一把烈士亲属，这份“够意思”，不该随着岁月被忘了。毕竟，在当时人人自危的年代，不是谁都有勇气，把自己的家变成烈士子女的“避风港”。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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